曾孝威

1956年8月底，我响应“支援大西北”的号召，服从组织调动，从东北工学院来到建大的前身——西安建筑工程学院。

那时，教室、宿舍始建，校园围墙尚未合拢，门户洞开。总之，一派初创模样，物质条件远不如现在。但是我所见到的同事，绝大多数人热情高、劲头足，多具激情，少有怨言。

半个世纪过去，学校在风风雨雨中成长，学校中人包括我在内也有了许多变化。回头看看、想想，“感悟”到些什么？我是教师，对教育、教学感触最多也最直接，就谈这方面的事情吧！

来校前后那十多年，我是个教员，先当助教，学生年龄比较大，称我“小助教”；后当讲师，由于拿的是助教工资，被称为“助教级”讲师。主讲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，每学期学时从45节到320节不等，多在120节左右。

在这些年里，我把教师这个工作只看作是一个职业。虽然，从事教学活动是为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事业奋斗，但充其量只是把教师这个职业看作是实现某个政治事业的手段之一，并没有把它本身当作一种事业。说白了就是：我十分尽力从事教师工作，对我来说，直接意义是“谋生手段”，即实现“各尽所能，按劳分配”原则。这当然没有错误，只不过我还没有觉悟到，教师这个工作，不仅是我从事的职业，而且是我的事业。

直到有一天，1964年中的一天，我的领导对我说，“组织决定，调你去教务处。”我问：“为什么？”答复只有一句：“你不适合做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教师！”

到教务处新岗位后，我渐渐发现自己“留恋”着教师职业呢！在以后多年的行政事务工作之余，我居然十分热心地去“讲课”，当“业余教师”。无论是在校内还是在校外，不管听众是小学生还是大学生，是工人、农民、店员还是干部、教师，只要有人邀我去“讲”什么问题，我都不拒绝，欣然前往，“好为人师”啦！讲的内容，有经济问题，时事政策、刘禹锡诗文、《水浒传》、干部必读几本书，恩格斯的《自然辩证法》、马克思的《数学手稿》、毛泽东的两论；还有科学技术普及报告，如国际温标、非标准分析、钣金工基础技术、地震……。对我来说，专业界限已无关紧要，只要是“讲课”，我都不惜代价、不要报酬，认真备课，快快乐乐地去讲课，附带一句，都在“工作之余”，以免被批为“不务正业”。显然，我已经把教师这个职业不只是当作“谋生手段”，而且看作“乐生”的事业了。这是怎么发生的呢？除了长时期教学活动的锻炼给予的启发外，更多的则是来自学生、听众的激励和帮助。

在建大50年教学生涯中，当我是“名正言顺”的教师时，学生给我很多回报，包括向我提出大量问题、对我讲他们的心得体会、给我介绍他们家乡的真实情况等等，表明学生信任老师，承认我的工作。当我被排出正式教师队伍时，原先教过的学生没有嫌弃我仍然来找我讨论问题。知道我处境的、听我讲过课的同事，经常安慰我、鼓励我。有一位老革命同志语重心长地对我讲，“当一个尽职的教师不容易，当一个热爱教师工作的人更难。……不要由于一时被人误解而灰心。将来你一定会成为马克思主义教授。”正是他们的支持、帮助和鼓励，我才醒悟过来。现在我已退休，但教学从未停过，是累些，但值得！

第二方面感悟到的，是只有进入社会、认识社会，才能认真当教师，做好教学工作。

上面已说到了把教师职业当成事业的认识转变，其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缘由，那就是跨出校门，真正走进社会，接受社会洗礼。

我与另一位老师是学校最早“下放农村”接受改造的人。我们两人于1957年10月到了西郊的肖李村。在那个村里，我第一次不仅仅是观察、更重要的是体验了中国农村的生活，开始认识农民、农村和农业。1965年、1966年两次去榆林、蓝田农村参加“四清”运动，对农民之苦尤其陕北山区农民之苦，终身难忘，但是农民的朴实、诚恳，也是终身难忘。在陕北山区生活了8个月，除了到公社开会外，天天吃的是用碾碎的苞末芯发酵蒸成的“酸窝窝”，而老百姓们仍然无怨无悔地“听党的话”，在零下十几度的腊月里，开山、挖河、引水浇地！我们只去了8个月，农民可是祖祖辈辈扎根于此生活于斯呀！面对这个现实，我这个“城里人”，还有什么“委屈”放不下？还有什么理由不把教师工作当作终身事业？干一行就要尽心爱这一行，尽力干好这一行的事。

此后，无论是去嘉裕关酒钢当钣盒工，去宝鸡有色金属厂抬石头、盖房子、做打字员，还是去朝邑牛毛湾养猪、烧酒……我都尽心尽力了。社会也公正地回报我，不仅给了我数不尽的知识、认识社会的方法，这些充实了我后来的讲课内容改变了我的教学方法；社会还教我怎么做人，这是最大的回报。我真心谢谢学校给了我这些融入社会、认识社会的机会。

说到另一方面的“感悟”，还是讲课的事。当我是学生时，听过许多老师讲课，自己当老师后，很自然地模仿那些我以为好的教学方式和方法。在建大50年，我一直在努力探索怎样教学、备课、讲课。

首先，我明白了自己所教的课程，在我国条件下，常常是与时俱变。备课任务繁重，不仅要借鉴多种教材的长处，更要大量收集，及时阅读，分析判断新的资料和观点，重新写讲课纲要和讲稿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是“老”教师了，备课、讲课仍然一点也不轻松的缘由。我有过沉痛的教训，有一段时间，为了“紧跟形势”把自己也没弄明白的“道理”也写进讲稿中，当然也讲出去了，后来表明这些“道理”竟然是“谬误”！真是糟透了，不仅害了学生，也糟蹋了马克思主义。于是我给自己定下一个规矩，只写只讲自己认为弄明白的内容和自己相信的内容；自己不懂的，如果非讲不可，就作为问题提出来供学生们讨论、思考。只有自己清楚的道理，才能使听众听清楚，否则“以己之昏昏，何以使人昭昭”？

其次，课堂讲授，一是要尽量做到深入浅出，让听者易于听懂。内容要努力做到有较高水平，但并不意味着“深奥难懂”，故作“高深莫测”状。而“浅出”浅到什么程度也要依据学生情况而定。我也有过教训，曾经为了精确论证某些经济学原理，我使用了一套数学方法，但多数听者没有学过这些数学，结果可想而知，愈讲、愈听、愈糊涂了。与此类似，有个在讲课中如何适度使用外语的问题。二十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，崇尚俄文、俄语，经济学教材和资料绝大多数源于苏联；后来流行英文、英语，许多教材、资料大量来自欧美。的确，有些中译文本难读、难懂，也不尽符合原文本义，某些关键句子不如外文明了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向学生介绍些外文文本，很有必要。但是，从目前情况看，工科以及文科、社科学生首次接触哲学、社会科学课程，而且还不太熟悉外文，如果撇开中文教材，直接使用外文教材，上课时大量用不熟练的外语来讲授，很难达到预期效果。总之，要按照师生双方的实际情况，以听者易懂为目标来选择内容、方式、方法。

再次，要主动了解学生的要求，知道他们真正想要知道的问题，我根据这些来备课、讲课。困难往往是“不提问题”。原因较多，或有顾虑，或不信任，或以为这节课本来就没什么意思等等。我以为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应先摆正自己同学生的关系。我很赞成韩愈在《师说》中的观点，“无贵无贱，无长无少，道之所存，师之所存也。”“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，师不必贤于弟子。闻道有先后，术业有专攻，如是而已。”在人格上，我这个老师与学生平等，在学业上，我这个老师不过是比学生早学若干年而已；我的学生在他们比我先闻道方面，就可以是我的老师。学生之所以尊重老师，重道而已；无道者，学生何必尊之为师。我也很同意毛主席讲的一段话，大意是老师若能回答出学生提问的一小部分，就是好老师了。我常常答不出学生提的问题，一要公开承认，决不不懂装懂；二是带回去学习、研究，以后再答。这次答错了的，一经发现，下次公开纠正。时间长了，就可以取信于学生，学生也会向自己敞开心扉，提出更多的问题。

根据学生不断提出的新问题，我重新学习、研究答案，修改讲稿。年年如此，每次讲课内容都有更新，都尽可能联系学生的实际情况。这样一来，学生也就愿意认真听课了。

指导硕士研究生的情况也值得回顾。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招硕士生，由于众所周知的缘故，我所在的硕士点，一年只许招收1～2名，有点浪费教师资源了。不过这也有好处，一是生源相对充足，每届可按1：20的比率选优录取，学生质量较好；二是师生关系十分密切，一对一教学，便于对学生全面负责。师生间在自由的气氛中共同研究学术问题，相互商讨学生的其它困惑，教师鼓励和资助学生参加学术会议，帮助解决困难问题。现在他们都毕业了，从毕业后的状况表明，绝大多数人都很好。在大学当教师的同志，专业水平早已超过我了，都得到了高级职称，也带研究生了。在其他行业工作的同志，也已成为他们行业中的拔尖人才。所有的学生至今仍与我保持着很好的联系，常常在信里、在会上，或者见面时，继续交流和谈论新问题。为此，我十分满足，我不仅有过好学生，又有了一群好朋友，还有了好老师。

我刚来这个学校时，属“小字辈”，人人称我“小某”，50年过去，别人改称我“老某”啦！在这个学校教书育人，从“小助教”到“老教师”，作为教师的体会无非是：教了50年，学了50年，学习如何教学50年。

今后怎么办？记起了郑板桥的《坚劲歌》，就这么办！

咬定青山不放松，

扎根原在破崖中；

千磨万击仍坚劲，

任尔东西南北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