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西安市区向西南方向驱车三十公里，即到了终南山之北麓，这里风景秀丽，属户县所辖，在县城东南二十公里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立大型翻译佛经基地——古草堂寺所在。

草堂寺

自古以来，大凡名迹佳境必处形胜之地，古人称此地“抱郭环邑，回望三方，背麓负峦，遥环八水”，又云“迹近终南，形号龟背，水有太平、高官，以毓其秀；山有子房、圭峰，以钟其灵。列乎八景之中，居乎各区之首。

历代以来，名卿、大夫、文人、学士，莫不仰慕而游览焉”。自唐宋以来，刘禹锡、白居易、贾岛、温庭筠等名家均曾在此赋诗。如此之胜境，即为我校未来发展宏图之所在——草堂校区。

草堂校区规划鸟瞰效果图

草堂寺历史

东晋十六国时期，后秦统治者姚兴笃信佛教，于弘始三年（401年）在长安城南建立“大寺”（即后来的草堂寺），供西域高僧鸠摩罗什居住翻译佛经。隋代费长房《历代三宝记》中记载“世称大寺，非是本名，中构一堂，即于其内及逍遥园（其址在长安城北渭水之畔）二处翻译佛典”，又云：“三千德僧同止一处，共受姚秦天王供养。”一个佛寺供养着三千僧人，可见其规模。

这一时期，统治者设立僧官，寺院为国家供养，供给丰盈；后秦以后的统治者大多以佛教为信仰，在统治者大力提倡支持下，寺院经济自然蓬勃发展，以至田连阡陌，牛羊满谷，寺院庄园逐渐形成，在魏末周初，草堂寺已是衢街交错、殿宇林立。

由于寺院僧人数量的不断增多，草堂寺在北魏时期向周围裂变，又分出了几个小寺。唐代时，草堂寺由于向外不断分寺等原因，规模已不比如前，但周围仍寺院林立，远近分寺也都以草堂寺为群寺之首，其地位之高可想而知。

当地百姓传，“小唐王”（即太宗李世民之俗称）曾在秦琼和尉迟敬德的保护下驾临过草堂寺，秦琼率军驻于官亭营（今草堂营），尉迟敬德则驻于子房庄（今大圆寺）。到了战乱纷繁的宋、金时期，草堂寺占地非但不减，反而剧增，仅环绕寺院周围的竹林就有十顷（一顷约合一百亩），据现存北宋天圣八年（1030年）所立的《大宋京兆府户县逍遥栖禅寺新修水磨记》石碑记载：高观（冠）之谷口有“隙地”，宋太宗端拱年间，寺主崇恩以金帛易之，而买下之后，却“皆以荒墟，曾未田种”，这说明，本时期草堂寺在原有的巨大的寺院地产面积上仍然在不断扩张。

据传，当时草堂寺土地之广，东濒高冠河，西止太平河，北达大堰口，南抵终南山，方圆达数千亩。元代，草堂寺整体规模虽有所减小，在信奉佛教的蒙元统治之下，辖地面积应该无减，这从元太宗窝阔台第三子阔端所立的《皇太子令旨重修碑》中提及的动用大量人力物力重修草堂寺一事可以推知。

明代前期，草堂寺地区尚有“千年坛殿郁葱葱”的景象，但自明代中期以后，寺院整体开始走向衰败，从明人的诗中可以看出，到处是“荒坛”、“寒院”之景象。据《新建安善团记》碑所载，崇祯年间，草堂寺僧人总数尚有不下五十人，以此推测，有明一代，虽然总体趋势走向衰败，但是草堂寺寺产、僧人仍然可观。

明代末年，李自成起义，当地官绅联合寺内僧人“即寺为堡”对抗起义军，李自成攻占西安后，将草堂寺烧毁，至清初，寺院虽经劫焚，但仍然顽强存在，而寺院境况凋敝之至，寺产、僧数亦无考。

雍正十二年（1734年），笃信佛教的雍正帝下旨对破败的草堂寺进行大修，并更名“圣恩寺”，寺院状况较之明末有所改善。雍正之后，虽经乾隆修葺，但这里仍是“寺宇荒残，殿宇颓败”，寺院及周边状况大不如前。

民国时期，据民国二十二年（1933年）《重修户县志》第二“乡村表”附“古迹祠庙”条所记：草堂营草堂寺有一等地85.199亩，二等地25.203亩，共计110.402亩，大部分为平整的淤土地，居户县寺庙地产总数第二位，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，虽然由于历史原因，寺院状况大不如前，其整体规模仍居户县寺院之首。

新中国成立之后，为了加强与相关国家的友好关系，并纪念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作出巨大贡献的鸠摩罗什，先后数次对草堂寺及其周边环境进行了大规模整修，千年胜境再次焕发了青春，如今已成为中外游人怀古揽胜的风景名胜区。

草堂烟雾的发源地—烟雾井

我校草堂校区所处历史地理环境

2012年草堂校区开学典礼

我校草堂校区校址与草堂寺毗邻，在现今寺院之东，这个地域就在古草堂寺的属地之内，这一范围内有什么和草堂寺相关的遗址，仅凭文献记载考证还很难确定。不过，寺院周围方圆数公里以内，散布的与古草堂寺有关的遗迹非常多（如有草堂寺之分寺常兴寺、兴龙寺、大定寺、宝林寺、大觉寺、云际寺、重云寺、圭峰寺等；另外还有古草堂寺僧人坐化后殓葬的坟地——兴福塔院，占地约四十余亩）。

我校新校区距离今草堂寺如此之近，又在古草堂寺范围之内，具备着天然的文化条件，如果学校组织人员对该地域的历史文化进行深入整理，并在将来新校区建成之后作为学校的地缘历史展示给广大师生，这对于提高新校区文化品位及知名度无疑是一件双重受益的好事。